Robert Strayer, “Decolon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Communist Reform: The Soviet Collap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 no. 2 (2001), 375–406.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之后遇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巨大挑战。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并导致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 —— 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纷纷转变为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这些挑战，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改革的政策。邓小平的政策叫做改革开放，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叫做glasnost、perestroika，翻译过来同样为改革开放。其结果却大相径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般认为是失败的：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俄联邦的建立和二十世纪最深刻的和平时期的大萧条的发生——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跳水、国家影响力的降低、国家动荡不安。而邓小平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家地位上升和执政党垄断地位的保持 —— 尽管仍然存在很多挑战，包括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和国内政治民主化的压力。由此以来，比较苏联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便成为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话题。Strayer的文章便是从这一角度来探讨苏联解体的。当然，作者不仅比较了苏联改革与中国改革，还比较了苏联解体作为帝国解体与二十世纪其他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等）解体的历史过程以及苏联解体作为二十世纪末广泛的民主化进程与其他南欧、亚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化过程的历史进程。这个读后感，仅仅涉及苏联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比较历史部分。这一段叙述开始于原文389页。
作者首先探讨了中、苏两国面临的相似困境，或者说是相似的改革的动力。中、苏两国作为奉行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显然，中国的制度是以苏联制度为样板建立起来的，尽管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添加了所谓毛主义的成分），在二战以来经历几十年地发展之后面临相似的问题：生产效率地下、相对周边资本主义国家贫困落后、经济结构失调——经济地位与军事政治地位不协调、供需不平衡。这些问题不像街头革命那样是迫切性的问题，尽管如此，在新一代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眼中都是需要集中全力应付以免国家陷入中长期危机之中，而且他们的解决都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结构性调整。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措施都是很传统、很小心翼翼，随着改革的推进，两人都开始寻求队社会主义教条的改变或重新诠释 —— 戈尔巴乔夫诉诸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指苏维埃大会），而邓小平诉诸唯物哲学中的实践原理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搪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偏离。在具体举措上，两人都采取措施调动农户、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作者认为，中、苏经济政策真正的分歧发生在1992年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延续之前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国有、集体所有和私有制混合的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叶利钦的俄罗斯则采纳了美国人的“休克疗法” —— 一夜之间完成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因此，中、苏改革的不同结果来自于中苏两国社会经济结构上的不同和领导人在改革进程中具体选择的不同。
第一点区别在于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上的不同立场。这也是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的共识。在邓小平的改革中，政治改革远远没有经济改革那么深入。中央保持对政治的垄断。改革进程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必要时，中共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那些要求实现民主化的人。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则认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同时进行。然而事实上，经济改革很快陷入停滞并被政治改革所淹没。而政治改革很快演变成民主化和民族化 —— 苏共的垄断地位被终结，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失去了对改革的控制。产生这一点不同的原因有很多，也产生了诸多分析。例如，作者就认为，首先，中国刚刚经历了动荡的文革十年，从上到下，尤其是刚刚重建的中共中央，对社会稳定有着非常强烈的要求。邓等人认为社会稳定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稳定压倒一切”。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刚刚经历勃列日涅夫稳定且停滞的十年。国家上下对社会动荡缺乏感性认识 —— 这解释了为什么俄联邦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动荡之后一致支持普京的车臣战争。此外，戈尔巴乔夫是第三代领导人，缺少军事经历，在苏共内缺乏威信和权力，使得他不得不诉诸政治改革以争取大众乃至国外领导人的支持。而邓小平是第一代领导人，他在中共内的权力和威望甚高，使得他能够顶住保守派的压力，不断推进改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有时候这些原因甚至被联系到中国与苏联社会的特性上，这里不再一一而论。
第二点区别在于，中国和苏联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上的区别。
（待续）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的发展之后遇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上的巨大挑战。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其他共产主义国家，并导致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东欧剧变” —— 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纷纷转变为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对这些挑战，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改革的政策。邓小平的政策叫做改革开放，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叫做glasnost、perestroika，翻译过来同样为改革开放。其结果却大相径庭，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一般认为是失败的：苏共下台、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俄联邦的建立和二十世纪最深刻的和平时期的大萧条的发生——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跳水、国家影响力的降低、国家动荡不安。而邓小平的改革使得中国经济得以腾飞、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国家地位上升和执政党垄断地位的保持 —— 尽管仍然存在很多挑战，包括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和国内政治民主化的压力。由此以来，比较苏联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便成为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话题。Strayer的文章便是从这一角度来探讨苏联解体的。当然，作者不仅比较了苏联改革与中国改革，还比较了苏联解体作为帝国解体与二十世纪其他帝国（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等）解体的历史过程以及苏联解体作为二十世纪末广泛的民主化进程与其他南欧、亚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化过程的历史进程。这个读后感，仅仅涉及苏联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比较历史部分。这一段叙述开始于原文389页。
作者首先探讨了中、苏两国面临的相似困境，或者说是相似的改革的动力。中、苏两国作为奉行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显然，中国的制度是以苏联制度为样板建立起来的，尽管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添加了所谓毛主义的成分），在二战以来经历几十年地发展之后面临相似的问题：生产效率地下、相对周边资本主义国家贫困落后、经济结构失调——经济地位与军事政治地位不协调、供需不平衡。这些问题不像街头革命那样是迫切性的问题，尽管如此，在新一代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眼中都是需要集中全力应付以免国家陷入中长期危机之中，而且他们的解决都不是临时性的，而是长期性的结构性调整。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改革初期，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采取的措施都是很传统、很小心翼翼，随着改革的推进，两人都开始寻求队社会主义教条的改变或重新诠释 —— 戈尔巴乔夫诉诸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指苏维埃大会），而邓小平诉诸唯物哲学中的实践原理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来搪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偏离。在具体举措上，两人都采取措施调动农户、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作者认为，中、苏经济政策真正的分歧发生在1992年苏联解体以后。中国延续之前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建立并完善了（国有、集体所有和私有制混合的存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叶利钦的俄罗斯则采纳了美国人的“休克疗法” —— 一夜之间完成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因此，中、苏改革的不同结果来自于中苏两国社会经济结构上的不同和领导人在改革进程中具体选择的不同。
第一点区别在于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处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上的不同立场。这也是很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者的共识。在邓小平的改革中，政治改革远远没有经济改革那么深入。中央保持对政治的垄断。改革进程牢牢掌握在中共手中，必要时，中共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那些要求实现民主化的人。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戈尔巴乔夫则认为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必须同时进行。然而事实上，经济改革很快陷入停滞并被政治改革所淹没。而政治改革很快演变成民主化和民族化 —— 苏共的垄断地位被终结，戈尔巴乔夫事实上失去了对改革的控制。产生这一点不同的原因有很多，也产生了诸多分析。例如，作者就认为，首先，中国刚刚经历了动荡的文革十年，从上到下，尤其是刚刚重建的中共中央，对社会稳定有着非常强烈的要求。邓等人认为社会稳定是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稳定压倒一切”。而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之前刚刚经历勃列日涅夫稳定且停滞的十年。国家上下对社会动荡缺乏感性认识 —— 这解释了为什么俄联邦经历了叶利钦时代的动荡之后一致支持普京的车臣战争。此外，戈尔巴乔夫是第三代领导人，缺少军事经历，在苏共内缺乏威信和权力，使得他不得不诉诸政治改革以争取大众乃至国外领导人的支持。而邓小平是第一代领导人，他在中共内的权力和威望甚高，使得他能够顶住保守派的压力，不断推进改革。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有时候这些原因甚至被联系到中国与苏联社会的特性上，这里不再一一而论。
第二点区别在于，中国和苏联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上的区别。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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